海右居

周永年（1730～1791）字书昌，一字书愚，清代济南历城人。他自幼好学，过目成诵，喜好藏书。早年就读于济南泺源书院，后隐居在济南南郊白云山佛峪般若寺林汲泉侧读书，其书屋故名“林汲山房”，自号林汲山人。周永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目录学家、校勘学家、藏书家，也是我国最早创建公共图书馆的创议人。

一、创办“借书园”，“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

周永年出身寒微，仕宦清苦，但爱书心切，见书必得，甚至不惜典当衣物。早在济南泺源书院读书时，藏书就达数千卷之多，并自编《水西书屋藏书目录》。经苦心搜辑，其藏书最多达十万卷。中国古代藏书，以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为主。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曰：“明明我祖，万邦之君，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”。故古代官府藏书，以“皇帝自娱”和“经世致用”为目的；私家藏书以自我教化和炫耀门庭为目的。然周永年认为“书籍者，所以载道记事，益人神智者也”；“盖天下之物，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，公之而不能久存者”，“今不揣谫劣，愿与天下同人共肩斯任，俾古人著述之可者，自今日永无散者，以与天下万世公读之”。显然，周永年是为保存、整理和传播古代典籍文化而藏书，以实现“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为目的。基于这种朴素的“藏以为用”和“公藏公用”的思想，周永年在好友桂馥等人的支持下，拿出自己在济南五龙潭畔“潭西精舍”书楼的10万卷书，创办了“借书园”，“聚书其中，招致来学”，

甚至设想做到“寒士则供其食饮”，“极寒者并量给束修，免其内顾之忧”。为方便读者借阅，他特意编写了《借书园书目》。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此书目撰写了序文。对于创办“借书园”之事，《清史稿》有载：“乃开借书园，聚古今书籍十万卷，供人阅览传钞，以广流传。”后虽因财单力薄、人殁书散，但其“公藏公用”的藏书思想，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他的“借书园”也成为我国最早的私立公共图书馆。

二、倡导“儒藏说”，书“藏于天下”

周永年于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中进士，乾隆三十八年特授翰林院庶吉士，乾隆四十年入“四库”馆任翰林院编修、文渊阁校理，协助纪昀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。其间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了搜辑、校勘和整理。因年代久远，宋元遗书多残缺不全。周永年翻阅《永乐大典》九千巨册，从中摘出宋、元人文集十余家，“皆前此所未见者，咸著于录”。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，他又负责撰著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子部和释家、道家典籍提要。周永年“好深沉之思”，“以为释、道有藏，儒者独无”， “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，自今永无散失”。遂产生了建立儒藏的思想，呼吁将历代典籍著作收集起来，分门别类再加以整理，修成《儒藏》，以聚集儒家图籍；又以为历代藏书“不为不多，然未有久而不散者，则以藏之一地，不能藏于天下；藏之一时，不能藏之于万世也”。同时，周永年作《儒藏说》十八篇，全面阐述了其“公藏公用”、“教化民众”和“传承典籍”的典藏思想。明末藏书家曹学佺此前曾提出过“儒藏说”，这一思想虽非周永年首创，但周氏之“儒藏说”与曹氏之“儒藏说”有天壤之别。周永年的《儒藏说》附列了《儒藏条约三则》、《与李南涧札》、《复俞潜山》、《与孔从谷》和《复韩青山师》等文章，详细地阐述了“儒藏说”的基本内容。此外，周永年还致力于目录学研究，先后对自己的藏书编制了《水西书屋藏书目录》和《藉书园藏书目》，并提出“即如立书目，名曰《儒藏未定目录》。由近及远，书目可以相互传抄，因以知古人之书，或存或佚”，“目下宜先聚书籍，分局编辑，目录既定，易购之书则购之，或秘本不甚流传者，则先为活板印之”。周永年《儒藏说》所阐述的思想和实践，要比欧美国家早近半个世纪，对于促进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三、“文拙不存稿”，“亦不著书”

周永年一生致力于文化事业，虽学识渊博，但不慕虚名。察周永年著作，主要有《先正读书诀》、《贷园丛书》、《儒藏说》、《古文养蒙集》等几种。著作少并非周氏学识浅薄。《清史稿》称他“博学贯通，为时推许。”

桂馥在《周先生传》中说，周氏以博学贯通受到推崇，“居京师时，学士大夫闻声争欲纳交，投刺者踵相接；而深相知者，程晋芳、丁杰、邵晋涵数人而已。”

沈起元《题〈水西书屋藏书目录〉后》云：周氏“博古好学，藏庋典籍甲于山左”；“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，得周永年，其文矫然，其气凝然，百元嗜好，独嗜书。……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，皆能言其义者，窥其志，将尽致古今载籍以掇其精而哜其胾，而不仅以多藏为富。”另据周永年被选拔参与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且为主要成员的事实，也足以证明他应是先贤大儒。至于因何少有著作，周氏自谓“文拙不存稿，亦不著书”，盖因周永年治学严谨，不撰空文，不编文集，是一位不慕虚名，不图利禄，踏踏实实治学，勤勤恳恳为发展祖国文化而献身的学者。

2007-11-19